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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用29年幫深圳600名流浪者回家
時間:2019-07-01 07:10:12 來源:新京報

6月19日,易雄正在勸睡在涼席上的小譚跟堂哥回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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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,寶安區救助站會救助3000多名流浪者,絕大多數都能與家人團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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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宇和收留的流浪狗一起,住在松崗的一處高架橋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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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雄和小譚堂哥交流小譚回家后的注意事項。

易雄貓著腰,穿過一排蕉葉,鉆進了低矮漆黑的高架橋洞里。

半分鐘前,他從京港澳高速旁走過,下意識地往橋洞里一瞥,隱約看見一個躺在涼席上的身影,“大概率是流浪者”。

對流浪者而言,橋洞是適宜的居所,尤其在夏天。這里有足夠寬闊的場地、隨汽車呼嘯而過的風和大片的陰涼,雨水和陽光都打不到他們身上。

在深圳這座聚集著1300多萬人口的城市,流浪者常常被人忽視。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2017年,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30322名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,為他們提供食物和住所、聯系親屬。

但根據易雄的經驗,愿意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,“都不想失去自由”。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時也意味著居無定所、風餐露宿。

29年來,已有將近600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幫助下與家人團圓。他相信,回家,才是他們更好的歸宿。

流浪者不回家

一個半小時過去了,橋洞里的男人依舊不發一語。

易雄蹲下身,湊過去套近乎:“小兄弟你干嗎睡在這里?是不是有什么困難?”“你是沒錢還是沒身份證?”“快中午了,要不要吃點東西?”男人只是瞇瞇眼,翻過身繼續睡。

易雄掏出手機,對著他偷偷拍了一張照片,又錄起了視頻。男人看著年輕,長了一張圓臉,顴骨很高,頭發像剛剪過,襯衫和長褲都有些脫色、磨破了邊,旁邊擺了雙嶄新的藍拖鞋。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雜草的涼席外,沒有其他行李。

這些跡象表明,男人流浪的時間或許不長,有可能只是剛剛失去工作、找不到生活來源,或是被人騙了、遺失了錢和身份證。“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騙來的?進了黑廠?”

“黑廠是有”,男人終于開了口,帶著濃厚的兩廣口音。男人告訴易雄,他念到小學六年級就輟學了,七年前和叔叔來深圳打工,后來叔叔生病回了老家,自己又被騙進黑廠,跑出來找不到好工作,手機也丟了,身上只有身份證和100多塊現金。

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證,姓譚,1992年生,是廣西合浦縣人。易雄問他,為什么不回家?他不再回答。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證照片,答應幫他找一份靠譜的工作,起身離開。

深圳是一座“由外地人撐起來的城市”,常住人口超過1300萬,有800多萬外地人,他們在這里尋找夢想與金錢,一年為這座城市貢獻超過2萬億元的生產總值。

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。五年前,深圳市城管局負責人曾公開表示“不會禁止和驅趕真正有困難的流浪乞討人員”。

按照《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》規定,救助站的救助對象指“因自身無力解決食宿、無親友投靠、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農村五保供養、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”。但救助站只對流浪人員進行臨時性社會救助,期限一般不超過10天。

在易雄接觸過的近千名流浪者中,小譚是最常見的一類人:年紀輕輕,從五湖四海來,進入工廠成為流水線的一部分,又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丟掉工作,或是丟掉錢包、手機或身份證,與家人不再聯絡,從此流落街頭。

2016年,易雄制作了一張“站外救助登記表”,幫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記姓名、家庭住址、身份證號等信息。所有流浪者中,來深圳務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,多數來自廣西、湖南、四川等省份。

而在救助原因這一欄,務工不著、被盜被搶被騙的情況最為普遍。“很多流浪者其實想回家,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聯系,因為他是出來掙錢的,沒掙到錢回去沒有面子,只好一天混一天。”

比如楊宇(化名),廣西人,80后。2015年,他來到深圳,開始做日結工,在松崗租500元一個月的群居房。在此之前,他做過搬運、挖樹、修輪胎。

但后來,楊宇不愿天天工作,錢不夠花,帶著一條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橋底。今年春節,楊宇回過一次家,他發現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廢,村子里也沒剩多少年輕人,過完年便回到了深圳。“沒事可做,在這撿廢品都比在家強”。

運氣好的時候,楊宇一天能撿到二三十元的廢品,足夠在路邊買兩份一葷一素的快餐。而在去年,深圳市民人均年收入超過5萬元,相當于他撿四五年的廢品。

回不了家的還有精神異常的流浪者。易雄見過,原本能正常溝通的人,會突然開始追車、爬樹;喜歡睡在樹蔭下的中年女人,心情不好時見人就吐口水,易雄與她打交道多年,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龍江;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,對前來搭訕的易雄破口大罵,又掏出了三把匕首,易雄只好報了警,“碰到這種情況,我們一般是先報警,再打120,如果確認流浪者有精神異常,就會被送到康寧醫院治療”。

深圳市康寧醫院的數據顯示,從2009年到2018年,深圳市康寧醫院共救治了12142名流浪乞討精神病人。

“看到流浪者,心里就不舒服”

29年前,17歲的易雄剛念完初中,也是鋪蓋一卷,南下加入務工大軍。剛到深圳時,他在工地上拉磚、打水泥漿,一天能掙十塊錢。那時,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,天花板是用油紙鋪的,半夜雨點大顆大顆地砸下來,吵得人睡不著。

如今,易雄不再年輕,皮膚曬得黝黑,添了白發和皺紋,愛穿長袖和西褲,出門背橄欖色斜挎包、騎銀色自行車。

他的工作是在家附近當保潔員,天蒙蒙亮就起床,在城市尚未蘇醒時掃地、倒垃圾,剩下的時間都用來當義工、尋找流浪者。

2010年,易雄加入了深圳市義工聯合會,他是最積極主動的人之一,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兒。為了更好地幫助流浪者,還專門自學考取了社工證。后來,他還成立了專門幫助流浪者回家的義工團隊“愛心飛翔”,和寶安區救助管理站合作,在深圳發展了近百名成員,有打工仔、小攤主和公司高管。

妻子帶著兒子回東北老家上中學后,易雄獨自租住在沙坣新村的一棟“握手”樓里,每月房租2000元。家門口貼著幾百張易雄與受助流浪者的合影,客廳四面墻掛滿了錦旗,出現最多的字眼是“大愛無疆”,靠墻堆著整箱整箱的礦泉水、八寶粥和自熱米飯。

“因為我知道流浪的苦,也受人幫助過,所以我想要反過來去幫助人家”,易雄說。在他7歲那年也有過一段流浪的經歷,他獨自乘大巴去鄉下外婆家,路上顛簸五六個小時,迷迷糊糊下了車,才發現坐反了方向,只能漫無目的地到處走,睡在橋洞和馬路邊,吃路人施舍的饅頭。

直到碰見一位30歲左右的阿姨,把他帶回家,幫他洗澡、下面條。易雄告訴阿姨,自己家在武岡古城,她便寫了紙條給跑邵陽的客車司機,托他貼在城門口。幾天過去,易雄的父親見到尋人啟事,來把他接回了家。

從那以后,易雄開始格外關注流浪者這一群體,只要碰到流浪者,就會主動去給他買水、買飯。

1993年,一個下雨天,易雄從工地出來,在公園碰到一個流浪者,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頭發,癱坐在地上。流浪者是湖北人,打工遇到黑中介,身份證和錢都被騙走了,好幾天沒吃飯。易雄幫湖北人打通了老家派出所的電話,提供了湖北人姓名、住址,幾個小時后,派出所就找到了他的家人。

這次偶然的經歷讓易雄發現,原來幫助流浪者尋親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難,“就是多問一句話、多打一個電話的事”。從那時起,他零零散散又幫過幾名流浪者回家。“看到那些人睡在外面,我心里就很不舒服,感覺很莫名其妙。為什么現在社會好了,還有這么多人在過著和我以前同樣的生活?”

每當碰到聲稱不愿回家的流浪者,易雄會想辦法問出他的家庭信息,再聯系家屬詳細了解情況。“誰愿意天天在外面風吹日曬、靠拾荒為生呢?”易雄說。

“有的是礙于面子,有的是跟家里人鬧過矛盾,還有一些特殊情況,比如流浪者家中已經沒有親人、精神異常等等”。事實上,大多數流浪者在易雄的勸導下,最終都跟親人回了老家。

碰上實在不愿回家的,易雄也會想辦法在本地給他找一份工作。前兩年,一個河北流浪者的親人被易雄找到,但來深圳待了三四天都沒能說服流浪者回家。后來,易雄幫他找到了一份在工地看管房子的工作。

一次不行,就再來一次

尋找流浪者的最佳時段是上午。深圳的夏日漫長而悶熱,時時伴有突如其來的暴雨,所以流浪者常在白天睡覺,到了傍晚,太陽沉下去以后,再開始“活動”,直至天亮。

出門前,易雄和義工們會準備好水和食物,用來剪頭發和指甲的剪刀,一張義工證、一疊寶安區救助管理站服務卡和“站外救助登記表”,“兩天就能填滿二三十張”。如果有義工開車來,還會在后備廂捎上幾床蚊帳。

獲取個人信息是幫流浪者回家最關鍵的一環。見到流浪者,易雄首先會拍照片、視頻,跟對方稱兄道弟,以炎熱的天氣拉近距離,把水和食物拿出來,再開始和流浪者聊天、了解信息、詢問是否愿意向救助站求助。

但事實上,很多流浪者都不會理睬易雄,唯一的辦法就是耗時間。一個小時不行,就兩個小時;一次不行,就再來一次。在這期間,易雄會不斷向流浪者提問:碰到了什么困難?是否有身份證、錢包和手機?想不想回家或者找工作……直到流浪者最終對他卸下防備。

有時,香煙也能撬開流浪者的嘴。一位流浪18年的中年男人見到易雄,不說別的,只向他要煙。易雄從煙盒里抽出一支,沒遞出去,說,“給你一支煙,你要寫一個字,把名字和家庭住址都寫出來。”

為了方便聾啞人,易雄還專門在手機里裝了一個查詢行政區劃的軟件,能精確到街道、村,引導他們勾選。碰上不能說話也不認字的流浪者,易雄只能帶他們回自己家洗澡、剪頭發,再帶到派出所做人臉識別,明確身份。

“從2018年1月起,我們開始和派出所對接,采用人臉識別技術”,寶安區救助管理站副站長郭東抒說,只要受助者拍過身份證照,就能進行比對,識別出受助者的身份信息。DNA匹配也是尋親手段之一,但成功率不高,只有當受助者的親屬也在DNA庫中留過樣時,才有可能進行匹配。

大多數時候,易雄拿到流浪者的個人信息后,會直接撥打當地派出所或村委會的電話,請民警、村干部上門去找流浪者的家人。易雄的手機里有將近800個義工微信群,覆蓋了全國各個地區。他會把流浪者的家庭信息發在對應的群里,再由當地的義工來對接。偶爾,他也會向一些尋親公益組織求助。

在易雄與流浪者交流的同時,會有其他義工在旁邊做視頻直播,廣西人輝哥是其中一員。在直播平臺上,輝哥有40萬粉絲,每次直播都能吸引幾百名觀眾。去年,在輝哥的一場直播中,一位睡在公園草地、因為精神障礙無法正常溝通的女孩被老鄉認了出來,第二天家人就把她接回了家。

“尷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”

找到流浪者小譚的當天下午,易雄就聯系上了他老家的村支書,并且找到了他的家人。

在尋親過程中,易雄最害怕的是被家屬懷疑身份。兩年前,易雄幫助一位廣西南寧的大學生找到了家人,大學生的哥哥到了深圳,卻不肯上義工的車,“非說我們是騙子”。

易雄提出,讓哥哥去派出所先報警,讓民警來見證,還是被拒絕。最后,在大學生工友的陪同下,哥哥終于上了車,一見到橋洞底下的大學生,撲過去“哇”地哭了起來。

6月16日晚,易雄和一位陜西漢中流浪者的姐姐約好在松崗見面,等了快一個小時,不見人影,“說在和朋友吃飯”。到了十點,姐姐才告訴易雄,她人還在漢中,以前被傳銷團伙騙過,以為他們也是騙子。第二天深夜,姐姐搭火車到了深圳,直接托朋友帶走了弟弟。

“有的家屬就是有這種心態,警惕心很高,被騙怕了”,易雄說,盡管他會向對方出示證件、流浪者的最新照片和視頻,甚至讓民警、村干部出面,仍有可能得不到信任。

幸運的是,小譚的堂哥沒有多懷疑,連夜趕來深圳。6月18日清晨,易雄和義工們套上了紅色的義工馬甲,守在高架橋邊,輝哥開始給粉絲直播“團圓”的場面。

易雄從來不會提前告訴流浪者,他們的親人要來,怕他們覺得沒面子跑掉。事實上,幾乎所有為“團圓”付出的努力都是背著流浪者進行的。

和小譚一樣,堂哥身材瘦削,也是圓臉,他透露了更多關于小譚家庭的細節。在小譚尚未懂事時,父親已因病去世,母親患上間歇性精神病后改嫁了,家里還有個親妹妹,已經結婚、生了三個小孩。而小譚一直都是靦腆內向的男孩,連堂哥招呼他上家里吃飯,也會不好意思地跑開。七年前,小譚離家打工以后,他們再無聯系。

兄弟重逢的場面沒有想象中那么激動。堂哥見到小譚時,他剛剛睡醒,正躺在涼席上發呆。四目相對,小譚眼中閃過驚訝的神色,尷尬地把右手枕到了腦后。沉默了一會兒,堂哥用家鄉話問,“跟我回家吧?”“不回”,小譚答得很快。

原本在遠處觀望的易雄走過去,蹲在涼席的另一邊,開始勸:“你不愿意回家是有什么心結?現在堂哥來了,開了通宵的車趕過來,說明他還疼你,有什么怨就跟他講嘛。就算不愿意回老家,我之后可以幫你去找工作,我有朋友在工廠,可以介紹你過去,一個月也能掙幾千塊。但你要先跟堂哥去吃個飯,他大老遠跑過來,你要替他想一想。這么多年沒見面,你們可以好好聊聊家里的情況。昨天我也跟你們村書記打了電話,他說村里開始分田分地了,你們家現在沒有能說得上話的人,你得回去簽名才行。”

聽到“分田分地”,沉默的小譚猶豫了幾秒,坐了起來,拍拍褲子上的灰,說了兩個字:“走吧”,跟著堂哥上了車。當天,小譚和堂哥回到了廣西,堂哥答應小譚,會給他買一部智能手機,再幫他在北海找一份工。

“尷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”,在易雄促成的600多次團圓中,很多相認的瞬間都是如此。面對多年未見、音容已改的親人,往往很難開口說出第一句話。時間和距離在親人之間撕扯出的巨大裂痕,只能慢慢彌合。

流浪者回家以后,易雄會長期和家屬、當地的村干部或義工聯系,讓他們給發流浪者的照片、視頻,了解流浪者在家生活的情況。根據易雄回訪的結果,十分之九的流浪者回家后都不會再出來,在老家成家立業、娶妻生子,回歸正常的生活。

流浪者“睡神”不幸地成為了那十分之一。易雄和輝哥在松崗琥珀市場旁邊的高架橋底找到他時,他不說話,也不認字。他們帶他去理發,給他買藍色的運動衫、剪腳趾甲,偶爾還會帶他下館子,“像朋友一樣相處”。

今年4月,通過人臉識別,找到了“睡神”的家人,父親來帶走了他。2個月后,當地義工告訴易雄,“睡神”的父母把他趕出了家門,每天睡在公園里的大樟樹下。

易雄和輝哥開始后悔把“睡神”送回了家,“至少在這里還有口飯吃”。

“自卑是他們最普遍的心理問題”

現在,易雄是深圳義工圈的知名人物。每救助一名流浪者,團隊都會制作一張簡單的藍底電子海報來宣傳,海報兩邊的空隙印著宣傳語“你給我一個信任,我還你一個團圓”,底部是易雄的電話。

于是,易雄的手機總是響個不停。最常接到的是自稱為流浪者的求助電話,問他要錢,這類訴求他從不理會。也有失蹤人口家屬找他,易雄會仔細問好失蹤者的個人信息,尤其是最后出現的地方,一一記錄下來,再轉給團隊其他成員一起幫忙找。

幫流浪者回家能給易雄帶來充分的滿足感,29年來,有將近600名流浪者在他的幫助下與家人團圓。

但也有許多事讓他無能為力。那位愛抽煙的老頭很少說話,易雄曾用幾根煙換來了他寫的人名和地址。找到地址,發現不是他家,寫的人名另有其人,村里根本沒人聽過這個老頭。

還有更多的老人,因為年紀太大、在外流浪的時間太久,面容、鄉音都已改變,即便帶到派出所做人臉識別,也無法精準匹配出他們的個人信息。

最讓易雄遺憾的是,流浪者家屬對親人的淡漠。來自陜西的一個流浪者,有精神異常,和成群的螞蟻住在一起。他曾被上海、西安兩地救助站救助,送回老家后又跑了出來,易雄輾轉聯系上他的家人后,得到的回復是“我們已經放棄他了”。

面對這些回不了家、失去勞動能力的人,易雄只能盡量多抽時間帶著食物、生活用品去探望他們。每個月,易雄都會去救助站討物資,工作人員會提前幫他備好15箱礦泉水、10箱八寶粥和3箱自熱盒飯。

平時,救助站還會請專業的社工老師來對義工們進行培訓,教他們如何與流浪者打交道、給流浪者更多心靈的關懷和疏導。

接觸過許多流浪者以后,易雄發現,自卑是他們最普遍的心理問題。社工告訴他,應該先帶他們去洗澡、換衣服、剪頭發和指甲,從外表開始改變,再鼓勵他們從工廠的日結工干起,慢慢回歸社會。

“流浪者不像普通人,會牢牢扎根于某個地方,他們只在城市的某個角落短暫逗留,然后四處游蕩”,易雄說。幫親屬找回流浪者的機會只有一次,錯過了就不會再有。

幾年前,一位流浪者的母親看到孩子落魄的視頻,不愿相信,不肯來接孩子,堅持認為易雄是騙子。幾年后,這位母親打電話過來,求易雄“再幫我找找兒子吧”,易雄再回去看,人早已不在原處。

還有一些時候,意外會比團圓先來臨。一中年流浪者,有個15歲的女兒和腿腳不便的老父親,易雄找到他們,和流浪者通了電話。掛了電話,流浪者興致勃勃地說,要多掙點錢給女兒上學,再回家。

一個星期后,易雄再去看他時,卻不見人影,旁邊雜貨店的老板說,“人已經去世了”。易雄嘆了口氣,騎著自行車,開始尋找下一個流浪者。

編輯:(編輯:zr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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